我和王安石的矛盾并非水火不能相容，如果我不是阻击了免役法和市易法，可能拗相公还会引我为政治上的盟友。毕竟我并不反对变法，之前的合作社行青苗法，不过是对他所行新法的一种修正，凭心而论，只需抛开面子上的问题，当世也就是我能够在变法的大前提下对王安石的新法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些旧党只会反对、复旧法，毫无建设性意见可言，也难怪王安石会看不起他们。但是这种本可能形成的盟友关系，却是我这一方所无法选择的。从政治上看，我已将王安石的新法定义为“为王前驱”的战略性棋子；而对免役法和市易法的阻击，更增加了王安石对我的警惕，甚至是敌意。

    而在王安石的新党一边，最坚定、最有力、最激进的一位，则无疑是我眼前的王家公子王雱。这位毫无忌讳的公开推崇法家，希望能以“征诛”之术压制天下舆论，强行推行新法的王公子，较之乃父，更加的自负与刚恢。我不能知道他对于我阻击免役、市易二法和提出《朝野清议法》是抱着何种观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对“征诛”之术推崇毕致的极端主义者，对于言论自由是决不会有什么正面的评价的。不过，对于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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