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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