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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